《流逝》读后感1500字！

　　旷新年认为作为否定文革政治的伤痕文学“所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革命把人变成了非人，反‘革命’把非人变成了人。所以这一叙述逻辑结果就是‘告别革命’”。

　　正如老师上课所讲的，伤痕文学着力于揭露毛时代以文革为代表的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的种种非人性特征，来否定告别激进的极左革命方式。

　　在这种“八面来风的环境”里，王安忆以《流逝》保持了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面对伤痕文学的非人有罪继而告别革命的逻辑，欧阳端丽的故事似乎作出了某种解构：经历过那十年的个人无论选择面向或者背对革命，都不会影响革命岁月作为时间的长河，浩浩汤汤流逝过身畔，无论被言说的苦难显得多么深重，然而生活仍会继续；正如她在《岁月是条河》中所说的“岁月，不会白白流逝，终究要留下一点什么”，伤痕文学的全部体悟如果只在于伤痕，就好像尝味苦难的所得仅停留于苦涩一般，这是对多元丰富人生感受的抽象与支离，它会肤浅化整个岁月的馈赠，选择性地忽视了另一些宝贵的经验，正如文光在末尾所托声的金玉良言“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酸甜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流逝》中这种反主流政治的表述似乎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这意味着那十年的意义与包含其中的人生滋味不该被忽略，而应该被正视，因为“诅咒也罢，忘记也罢，岁月却不会倒流……一生中究竟有几个十年哪？”像是那个文革前只会享受挥霍无度的欧阳端丽，在这十年中排队买菜，照料孩子，到工厂打工，学会了克制节俭，被教以瞻前顾后，懂得了知恩图报；浪荡子文光经过文革的洗礼，与父亲断绝关系，前往黑龙江国营农场后成为一个作家，重新审视自我的人生意义；咪咪和来来作为小一辈享福少一些，艰苦奋斗的日子多一些，文革后依然刻苦学习读书，欢天喜地地上学，文革发生在她们生命历程中的启蒙时期，根深蒂固地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基因……文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和成长历程，人物的精神变化则构成了岁月这条河流汹涌而过后，层析铺展开来的石子河床，岁月经过人生总会留下些什么，而无数个体间的改变构成的历史景观则不该被忽略。

　　说到它给我的启发还是要回到开头旷新年的表述，我隐隐发现伤痕文学论述“革命非人而有罪”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非人”的，“人”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满足政治需求，进而作为告别革命的手段，而非他自己的目的本身，于是人的概念被标签化，（这里借用了卡尔维诺的表述，因为我实在太喜欢这一段有辨识力的总结）这些自动性的表达将一切个人命运的表述都简化为最通用、划一和抽象的陈套，磨去人性的复杂棱角而使其沦为被摆弄的玩偶，稀释了个体生命的意义浓度，把人与那十年历史环境碰撞所引发的火花熄掉。

　　（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出于妄断的想法——虽然伤痕文学所推崇的政治在扬抑革命的意义上对立于样板戏，但论及表现手法的缺陷却和样板戏非常接近，它们都是某种时兴政治的直接产物，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学和戏剧成为政治的专用宣传工具，伤痕文学的文本内容相似地单一，情节格式同样固定，人物塑造也相当刻板模式化。）

　　欧阳端丽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是把人“从一种解救中解救出来”，要知道人是复杂深刻的动物，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中他都会努力适应并以求生存，政治风向的转折与家庭出身的成分对人的影响往往没有《班主任》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对应显现得那么直接刻板，人性和生活一样是具有延续性的，它往往表现为不彻底与千回百转，后者在欧阳端丽于文革后重回衣锦的彷徨无味的感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生动复杂的人心描写是伤痕文学难以表现的，或许是对苦难与怨愤的注重障闭了关于人性的体贴，所以尽管伤痕文学书写了那个时代局部的文人记忆，但它却依然无法触及更为广阔的时代与驳杂的生活。

　　当然，一篇《流逝》也显然是不足的，或许可以记录那个时代不同阶级身份的民众的经历和感受，来试图窥见那十年里“千百种矛盾的表情统一起来的人类容颜”，借用小说里上海人的神奇话术，“乡下人”的生活也应该被照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