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中的美术》读后感2000字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巫鸿被分配住在故宫里。住处离珍宝馆很近，入夜后，游人散去，大门关上，这里自成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大风摇撼着纸糊的窗户和院里的荒草，发出呼啦啦的声响，冬天，大雪覆盖大地，一片银白，横生荒凉之感。身处其中，可以一瞬间遁入任何一个时空，从中自由轮回，不知今夕何夕。也是在这近十年内，巫鸿在绘画馆站殿，对绘画和书法的笔划日日耳濡目染，分到书画组和金石组之后，亲手摩挲铜器的纹理和凹凸，在时空距离的迷失之间，对古物的切近感受印入心中。

　　很多年后，巫鸿回忆起这段往事，道出这正是为日后赴美从事研究工作所埋下的伏笔。在故宫日积月累的所见所感如同是鲜活的媒介，构建起古今之间的纽带，赋予日后的分析和诠释以有血有肉的厚度。正如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郑岩对巫鸿的研究成果所做的评价：巫鸿的著作“打破了按照材质分类，按照西方概念讲述中国故事的传统，从基本结构上改变了西方中国美术史传统写作的范式，正在构成一种具有历史关怀的、生动新鲜的叙事。”

　　而巫鸿的研究的另一个特点在于，立足于个案进行研究，而非一度流行的基于大数据分析、宏观地探究古代遗存时空关系和文化因素的类型学研究，一时在国内领风气之先。具体的古代遗存从纷繁宏阔的研究框架和叙事当中跳脱出来，既显露纤毫毕现的节奏和表达，产生跨越古今的心灵的共振，又堪以折射中国美术史新结构的可能，助力于重新梳理材料的扩展、概念、分析方法等理论问题，正所谓见微知著，从局部的感性深入到骨架的抽象。

　　而以上研究方法和特点，可以追溯到巫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求学的时候。如他本人所说，由于老师张光直的影响，他在哈佛学到的重要一点是对方法论的自觉，甚至认为这是现代和传统学术的基本分野。“我对我自己的学生总是强调我们必须同时研究两个历史,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代史，另一个是我们自身所从属的学术史。我们写的东西总是落脚在这两个历史的焦点上，我们的任何发现发明也都应该对两种史学研究产生意义。”

　　而集结了2000年左右的研究成果、于2009年出版并于2016年再版的古代美术史文编二集《时空中的美术》就是这样一部范例。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编《时空的形象》的题材显示了“时间”在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重要性，讨论和理解空间性艺术形式中，不同类别和状态的“时间性”常常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中编《观念的再现》关注观念的再现，提出了与特殊美术或美术史现象有关的观念，解释与之有关的美术和美术史现象，扩展美术史研究中的观念的含义。观念有诸多来源，一则来自于现代美术史的解释系统，再者来自于古代文化本身，即文献中的美术和视觉文化的古代话语系统，三则发源于艺术形象的“概念化”以及由此引出的新一轮的艺术创造。下编《图像的释读》立足于绘画图像的释读，把图像志和图像学方法这两种分析方式和绘画的其他结构成分有机结合。

　　整部书的研究对象在时间跨度上极大，材质上也呈现了参差多态的可能，大体上分为墓葬、碑帖、屏风和钟鼓楼四个类型，正如同是光源在同一时空棱镜上从不同角度所折射出的纷繁光彩。从周朝宗庙艺术，战国时期的丧礼器具，上古时期的废墟，到敦煌石窟，南唐《韩熙载夜宴图》，唐末宋初的碑帖，明朝《西厢记》插图，到清朝宫廷的六扇屏风，清朝美人画，雍正乾隆时期的化装画像，传统中国的钟鼓楼……一方面，迥异不同的艺术形式以艺术品的物质性作为讨论所围绕的中心概念，其意涵在多个层次上被揭示，也即是说，不仅关注艺术形式所承载的图像的意义，还关照其作为物质载体的形式以及对于前者、环境、历史和观众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巫鸿在《时间的纪念碑：巨型计时器、鼓楼和自鸣钟楼》中提到不仅仅要依赖钟鼓楼的物质实体和文献档案来理解其历史上的纪念性，必须尝试着“聆听”并复苏钟、楼消失的声音，由此想象声音所带动的社会交流和空间转换，途径就是凭借私人回忆录和民间传说中保存的北京人的记忆。来自于民间的一手资料的述说对伟岸的物质形态在意涵上的丰富未免不是艺术的另一种可能。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这一系列在时间上相互不甚衔接的历史实例是对美术史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方法进行多元探讨的桥梁，在富有吸引力且生动详实的艺术和历史的叙事背后，是一种对于概念和方法的探索的尝试，这些概念和方法之间的关系被昭示，可以看到的是其在阐释历史现象、披露历史逻辑中的潜力。

　　以西方理论来切入中国文化艺术史，乃是巫鸿所进行的尝试之一。这一点在《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中可见一斑，东方和西方的废墟在对峙中呈现两者在材质和文化涵义之上的差异性。而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是西方和中国的对话，而是现代和前现代的对话，所谓“西方概念”实则是全球化之后的“现代概念”。何况，中国现代文化本身也因为吸收了各国等不同文化的内容而有所扩充，譬如“废墟”一词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西方流传而来，变成中国本土的概念，因而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化现象之间的嫁接顺理成章。许多现代词汇对于中国和西方来说都是新词汇，所以，巫鸿所面临的是，如何用现代概念来解释或讨论古代和传统的问题。

　　该书末尾写道：“一幅画的历史物质性不是仅仅使其成为物体的那种特性，而是使其具有历史功能与历史意义的那种特性。对绘画历史物质性的研究因此有潜力打破复制品与实物/图像、环境与实物/图像、解释与实物/图像之间的二元分立。”巫鸿承认了复制品、环境和解释相对于实物所具有的独立价值，也就是认同了艺术对象随着诸多因素的变化而产生的丰富艺术意涵的可能。而这意涵的揭示，仰赖于随着不同种类绘画在材料、结构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差异而不断改变的解释途径，正如同是一把利刃，剖开不同形状的切面，艺术史由此呈现为纷杂而微妙的面目。每一次阐释，都诞生了一部崭新的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