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系与权力-《权力源自地位》读后感1000字！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大清帝国的覆灭，知识界遭到巨大震动。在传统“儒教国家”体制下，政统与道统合一，科举制是维系士人文化和政治地位的重要体制。随着整个体制的崩溃，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界出现了明显的权势转移。面对这一场“东方秩序”的危机，新知识人不得不找出制度化其思想权威的新方法。新的西式学校体制欲取代传统太学和翰林院的学术精英地位，新的知识人利用报刊杂志夺取话语权，建立其在思想界的领袖地位。

　　以西方现代学校体制来重建知识人的权威在戊戌变法时代就出现了，京师大学堂正是这一观念的产物。不同于主流五四话语对北京大学及其师生新知识人形象的塑造，魏著《权力源自地位》对北大身上的传统性的一面进行的深挖，从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传统观念如省籍意识、同乡观念、士大夫意识正是北大师生构成了其精神世界、充满了其日常生活交友网络。

　　同乡人脉是北大学子交游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清末一样，民初的北大学生多为官宦子弟，继承了晚清以来的追名逐利之风。当时学生中流行一种坏风气，叫做“结十兄弟”，十个气味相投的人（多为同乡）结成十兄弟，毕业后专营做官，共同进退。北大同乡会对学子们的意义十分重大，通过它，北大学子可以获得来自本省政府的津贴；通过同乡会攀附校友、建立的人脉对于毕业之后回乡后寻觅工作也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新式社团不断涌现之时，北大的生活仍是“集体淡出，个人凸显”。多数学生的交友圈子很小，在京的本省会馆成为他们联络同乡情谊的重要据点。

　　不独追名逐利、为前途奔忙的学子，同乡意识和人脉关系在北大管理层行政改革、人事任命，以及教员学术革新和“办公室”政治中仍然凸显。蔡元培执掌北大即与浙江同僚的鼎力支持不无关系。北大学术革新，新的学术派系章黄学派压倒桐城派，建立北大文科文化霸权也离不开这一层同乡之谊。聘用章门弟子执教文科的是三位浙江籍“海归”，章太炎的门生不仅有很强的集体认同感，而且大多来自浙江，这无疑就加强了其认同感。由此可见浙江帮的“省籍意识”是重塑北大中的关键一环。

　　人际网络始终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除了传统的同乡意识以外，基于新式杂志和学校而形成的同事之谊丰富了晚清民国的人际网络。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宣扬新文化就充分利用了其为章士钊做助手编辑《甲寅》时所积累的人脉。随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又充分利用北大教授之间的同事关系，构建了一个“新青年”同人网络，志同道合北大教授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援引。这也是《新青年》能成为一代名刊的重要凭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