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该与社会保持多远的距离我在大学里总是和周围的同学吵架。我并不是个暴脾气、爱挑起事端的人，只是常常对大学生的生活方式采取一种沉默的不以为意，一种俯视的不敢苟同。这种态度很容易被人察觉，同学往往气闷一会儿，还是忍不住和我争辩起来。

　　隔壁寝室有个女生，每天进进出出异常繁忙，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塑料袋。后来我才知道，塑料袋里全是衣服——她定期到北京着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批发大量的廉价衣服，然后卖给同班女同学，其间的差价美其名曰“代购费”。

　　我和同学为了这个小商人又争论了起来。我的言语神态间自然又带上了难以抑制的否定。因为我觉得这种生存手段开始得太早，也实在没有意义，简直抛掷了大学里难得的大好春光。我的同学则觉得世态险峻，既然我们迟早都要与生活作生存搏斗，那么开始得越早，资本也就愈发雄厚。

　　尽管我们的争辩中还勉强维持着基本的礼貌和客套，可是大相径庭的价值观已经露出了狰狞的分叉。我的断语已经呼之欲出——“浮躁庸俗！”她的评语我也能从空气中捕捉到——“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现在的大学生的的确确是变了。西洋自12世纪以来，中国自汉朝以来，大学生就拥有一种浮游生物般的地位。我们从家庭中走出，还没有进入社会，在这两个现实之间，我们从大学里获得暂时的自由翱翔。

　　在这种真空地带的翱翔里，我们的人生能够享受一段绵长的不靠谱，一段被默许的不着调。正如我喜欢的那段话：“大学校园里培养出来的人，好像是同道修行过来的人，走入人间，眼睛里闪出青碧火星来。”等我进入大学才知道，眼里这火星叫做理想主义，而与之对抗的是现实。

　　记得我以前看过一篇60年代的台湾小说《西出阳关无故人》，主角是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他们同属于大学戏剧社，男主角喜欢导文艺腔的戏，还拍了一个谁都看不懂的电影短片，结果没能得奖。女主角是与他稍有暧昧的戏剧社女一号。

　　有一天，有个电影公司来大学征群众演员，很多人前去应征，女主角也去了。男主角得知消息，发出像我一样的冷笑：“你在大学里打着学术思想的招牌，一副有理想有原则的模样，人人仰慕你而不敢轻视。到今天接触了社会，你又摇身一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说穿了，你的能耐就是个生存能力罢了。”

　　她惨然笑道：“我知道你想怎样，你要我们全冷眼坐在一旁不跟导演合作，谁要是兴高采烈去参与，便被你安上个妥协堕落的罪名。事实上，你先把大学生估计得太高了，所以打落得太深。‘现实’这字眼从来没有存在你的脑子里。今天你看到了，吓坏了，赶紧退一步躲回去。以后你会更超然，每一样事情你都可以拿来嘲讽鄙夷，因为，你根本没在里面。”

　　女主角踏着高跟鞋走掉，五年之后作为半红不热的“十三点女演员”给男主角写信，说现在听到大学生提及“社会参与”这样的词会觉得很可笑：“人在社会里不就是参与了吗？你在这个社会里便是在这社会里了，你把它真实地、认真地过下去，便是了。”她的信颇有几分历经沧桑后与社会一笑泯恩仇的意味。那一刻，我觉得我也不必急于与社会联袂，或者忙着与社会结仇。

　　在这四年的大学时光里，现实不是我们面前的野蛮驯兽师，你不用躲着从洞口偷看、喃喃咒骂，不敢出来应对；现实也不是我们背后的野蛮驯兽师，挥舞着皮鞭逼我走上社会拥挤而危机重重的甬道。所以，我希望你同我一样，不要早早放弃可以仰望的星空，而钻进生活燃烧着的圈套。（本文作者：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