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梁启超的两则故事为了实现自己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梁启超从风风雨雨中走过56个春秋，应付过各种场面，甚至不惜同魔鬼打交道。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恪守一分书生本色，以情谊为上，磊落其身，他是地道的性情中人。君不见，每当有人提起亡友谭嗣同，他总是眼噙泪花，俯首低回。在康梁师徒之间，由于梁启超颇有主见，对乃师并不完全惟命是从，康有为对他很恼火，尤其是梁启超违背他的意愿，暗中与孙中山协商合作方案，事虽未成，康氏却耿耿于怀。尤其是面对乃师违背民国历史发展潮流，为帝制复辟大造舆论，甚至追随张勋之流，为宣统帝草拟“诏书”，梁氏大义灭亲，在讨伐复辟逆流时，也拿乃师陪榜，康氏恨之入骨，大骂“梁贼”。？梁氏身为弟子，事后依然心系师门，胸无城府。康氏谢世时，是他带头募捐，主持身后之事，而且披麻戴孝，痛哭失声，率清华国学研究院众弟子在法源寺开吊3日。每当来人行礼，又是他始终站在孝子位置，答礼不疲。

　　1926年初，任公患有尿血症，协和医院医师诊断为右肾有肿瘤，建议割除。挨刀之后，方知右肾完好无损，割除之后，尿血依然未止。梁氏家属为之气愤，舆论矛头直逼协和。但在任公看来，医师并非有意为之，医疗事故无法绝对避免，加之协和乃美国人创办之医院，是科学的象征，不能因为自己的手术失误而使国人怀疑科学，让守旧者找到口实。是他坦然忍受事故，劝慰家人，还以《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题撰文，站在协和一边，“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一场非同小可的医疗事故所引起的风波得以化解为零。

　　他割掉的是一个好肾，但他以生命的名义留下一方宁静，托起一分宽容，一分足以使任何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人间争斗都黯然失色的宽容，让生命个体由此超越和升华，这未尝不是一个奇迹，未尝不是全属他个人的一份杰作。手术之后才过3年，肾的主人就撒手尘寰了。身体素质原本不差的梁启超走得如此匆忙，显然与协和医院的那个医疗事故有关，怎不令人扼腕，一位56岁的学术大师毕竟还是正当时候啊！

　　在那苦难岁月里，梁任公的政治主张屡屡因时而变，但为人处世的原则始终未变。明镜似水、善解人意是他的常态，在某些关键时刻，则以大手笔写实爱的海洋，让海洋为宽容而定格。在人生路上，在做人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从梁任公先生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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