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惊梦另有最常梦到的一种，就是：把书拿出来，却发现上面一个字也看不懂，而其他的人却笃定得很。老师叫我起来，我瞠目结舌，无法出声，所有的同学都转过头来，用一种冷漠、不屑的眼光看我，使得我在梦里都发动抖来。

　　醒来的时候常常发现整个人镇静得都僵住了，要好半天才能缓过气来，心里像是压着一块重东西，非要深呼吸频频才能好转，才能完全规复清醒。醒来以后，在暗暗的夜色里，自己会在床上高兴得笑起来，庆幸自己终于长大了。

　　终于长大了，终于脱离了苦海了。那个苦海一样的时代，噩梦一样的时代，要上数学、上物理的时代，我终于不必再回去了。初中二年级，从香港来考联合招收插班生的考试，考上了事先的北二女(现在的中山女高)，开始了我最艰巨困苦的一段日子。新鲜的是，在香港的小学时代，我的脑子像是还可以，算术课也能跟得上，可是，进了北二女后，数学老师教的东西，我没有一样懂。

　　那是一种很不好受的滋味：老师在台上滔滔不绝，同学在台下听得兴味盎然，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坐着，面前摆了一本天书。我尽量想看、想听，可是怎么也进不去她们的世界里。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用一支笔在天书上画图。一个学期下来，画出一本满满都是图画的多少大概代数，让我家里的补习老师叹为观止，还特意拿了一本回去给他的同学看。那些在理工学院读书的男生看过以后，都没有忘记，隔了快二十年的时间，另有人能记得我的名字，还会跑来通知我，他们当年曾经浏览过我的数学课本。

　　当然，在二十年后的相遇里，提起这些事儿实在是值得开怀大笑一场的，不过，在那个时候，在我坐在窗外种满了夹竹桃的教室里的那个时候，心情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数理科成绩好的，才能成为同学羡慕的勤学生，而文科再好的人，若是数理差，在班上也不轻易抬起头来。记得有一次，我得了全初三的国文阅读测验第一名，名字公布出来，物理老师来上课的时候，就用一种很怅惘的口吻说：

　　“可惜啊!国文那么通，怎么物理那么不通呢?真是可惜啊!”他一面笑一面摇头。

　　同学们也都回过头来对我一面笑一面摇头，大概因为我刚得了奖的干系，班上还弥漫着一股温顺友爱的气氛。可是，有一次却不是这样的。

　　那一次，也是全班都回过头来对着我，我的座位是最终一排最靠窗边的一个位子，数学老师刚刚宣布了全班上一次月考的成绩宁静时分，我是最终还没有揭晓的一个人，老师问我：

　　“席慕蓉，你知道你得了几分吗?”

　　她的声音很冷，谛视着我的眼光也好冷。全班同学一路回过头来盯着我，我整个人僵住了，硬着头皮小声地回答：

　　“不知道。”

　　“让我通知你，月考零分，平时零分。”

　　一霎间，四十多个人的眼光里，那种冷漠，那种不屑，那种耻于与我为友的态度都很显明地显示出来了。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来说，实在是需要一点勇气才能承担起那样一种无望与无告的困境的。新鲜的是，本该落泪的我那时并没有流一滴泪，只是低下头来等着那一刹那已往，等着让时间来冲淡一切、补救一切。

　　表面上，日子是一天一天地已往了，而在夜晚，严寒的梦境从此一次次地重演，把我拉进了最暗最无助的深渊。

　　那个时候，好恨老师，也好恨自己。家里为了我，补习老师是不断的。可是，事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个天生的“数字盲”。如果世界上真有这种病症的话，我就是这种人。和“文盲”不同，文盲只要能受教育，就可以治愈，而数字盲却是永远无药可救的。

　　跌跌撞撞地混到初三下学期，数学要补考才能参加毕业考。补考的头一天晚上，知道事态严重，一个晚上不敢睡觉(sleep)，把一本多少从头背到尾，心里却晓畅，这样并没有什么用，不过只是尽人事而已。

　　第二天早上，上数学课时，讲到一半，老师突然之间停下来，说要复习，就在黑板上写了四道题让全班演算。我照平常的样子在数学簿子上把数字乱搬一气，心里却惦记取下午的补考。

　　下课以后，老师走了，班上的同学却闹了起来。她们认为，这四道题和正在教的段落毫无干系，没头没脑的四道简朴的题目出在黑板上，老师一定别有效心。

　　数学补考定在下午第一堂课，地点是在另外的一个教室里，我们班上要补考的七个人，突然之间之间成为全班最受怜爱的人物了。

　　三十几个优秀的同学分成七组，每一组负责教会一个。教了半天没有效果，干脆把四道题的标准答案写出来教我们背，四道题之中，我背会了三题，在下午的补考试卷上得了七十五分，终于能够参加毕业考，终于毕了业。

　　那么多年已往了，那天的情景却始终留在我心中。如果说：初中两年的数学课是一场噩梦的话，那么，最终的一堂课却是一段温馨鲜艳的影象。我还记得那些同学一面教我们，一面又笑又叹气的样子，教室里充满了离别前的宽容和依依不舍的气氛，那样真挚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使得从来不肯流泪的我在毕业典礼上狠狠地哭了一场。而在讲台上坐着的数学老师和国文老师一样，都会在微笑地谛视着我，她们一样体贴和一样怜爱的眼光，送我离开了我的初中时代。

　　终于逃脱了那场噩梦，我是绝不肯再回去的了。所以，高中就非要读台北师范的艺术科不可，因为我仔细查过他们的课程表，一堂数学课都没有。

　　当然，现在有许多人会说：我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加上初中时美术老师的鼓励，所以毅然地选择了这一条路的。其实，事儿并不全是这样，我并不一定要学画画的，与其说是美术老师鼓励的，倒不如说是数学老师逼着我走上这一条路的，因为，除此以外，我无路可走。

　　不过，我现在无论怎么向人家注释，人家都不会相信，他们总是微笑着说：

　　“哪里!你太虚心了，你太谦虚了。”

　　而只有在我常做的那个噩梦里，他们才会相信我，才会一路转过头来，用那种冷冷的目光谛视着我，使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掉进那无望无告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