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学政治”——吴冠中的最后岁月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2分,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因肺癌晚期逝世,享年91岁。

　　吴冠中是4月份住进北京医院的。得知自己的病情后,他怕身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伴担忧,一向不肯让她到医院探望。在去世三天前,才让儿子带着老伴见自己最终一面。

　　理智的吴冠中甚至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家里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搞追悼会,不留骨灰。

　　吴冠中不让三个儿子学艺术:“鲁迅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些小事,长大以后不要当‘空头文学家’。我三个儿子,受我影响,也喜欢美术,但之后学的都是理科,孙子吴吉在美术方面也很有造诣,但我也不让他学美术。原因一个是太苦,二是我不想让他们做‘空头艺术家’。”

　　1965年,吴冠中独自一人,随中心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到河北任县朱家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清理农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事先农民吃的是白薯干粉和玉米做的窝窝头,畏惧牙碜的吴冠中险些顿顿吃不饱饭。因条件费力,不到半年,食欲全无,回北京医院去抽血化验,发现得了肝炎,在家疗养。

　　不久,“文革”爆发,肝炎未好,吴冠中就随学院师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束缚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改造。因为这场病,吴冠中开始严重失眠,还生了痔疮,严重到脱肛。“如无妻儿,我将选择自杀了结苦难。”

　　在农村的那段时间,吴冠中开始背着粪筐在节沐日作画,被学生称为“粪筐画家”。在调到师部指导战士作画后,精神压力小了,失眠也减轻了,食欲也慢慢好起来。不久,严重的痔疮脱肛也经过大手术治好啦。

　　精神导师鲁迅

　　“作家依然比画家有头脑,依然敢发言一些。”

　　在年轻的时候和年老的时候,吴冠中最想做的其实是作家。

　　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父亲(father)对他的期望是当一名有流动工资的教员。这段时间里,吴冠中读到了鲁迅的作品。“他是绍兴人,讲的人物、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一样的,我一看太熟悉了,太理解了,而且他写得那么深刻,把人情世故看得那么透,融入了美,事先就吸引了我。”

　　在法国留学那段时期,吴冠中读了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的小说原著,翻破了几部法文字典,却很享受,甚至想过返国后靠翻译小说为生。之后,他主张每一个画家至少应该学好一门外文。“其实,我之所以从理工科转入美术,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年爱好文学的感情没有得到满足,这静静的爱情失恋了,及至重逢美术,便以身相许,填补了爱之虚空。”

　　有了上山下乡这样的磨难,吴冠中对鲁迅的作品多了一层理解。“这时候我对鲁迅的思想理解更深了一层,他对这个国家、民族的热爱和感情,对丑、恶的不满,对这块土地上的阴晦面和民族传统里劣根性的愤怒。只要是他的书我都看,他讲的句句都带着现实,都是真话,每一句话都讲到我心里了,就是这样的感觉。”

　　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临,60岁的吴冠中才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79年,刚刚在中国美术馆开了画展的吴冠中,参加了这一年10月召开的文代会。这次聚会会议上,中国美术家协会改选,投票结果,吴冠中由普通会员变成为常务理事。在随后召开的美协常委会上,吴冠中在发言中提出了“反对政治看法第一,美术看法第二”的看法。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永远上不去。我说,这个看法有问题,应该辩论。”

　　“满场肃然,没有一个人发言,谁也不敢讲。之后就有人说,权威讲一讲,请权威讲。权威是王朝闻。王朝闻就说,政治标准第一依然对的。我心里担忧了,是不是又要整到我了。之后过两天,作协开会,提出政治标准第一是不对的,这我就放心了。”吴冠中回忆道。

　　从1980年代开始,在美术成就得到国内外承认后,吴冠中握画笔的另外一只手,开始握着钢笔,把无法用画面呈现的情感,写成为上百万字的散文和文论。从谈论艺术到书写远游,从父母到师友,从文化问题到社会问题,老人的创作空间越写越大。

　　1979年开始,吴冠中连续三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宣布了《绘画的形式美》《关于抽象美》《内容决定形式?》三篇文章,引发美术界长达四五年之久的关于抽象美以及内容与形式干系的大讨论,促进了1980年代美术界艺术思想的启蒙与束缚。

　　1992年,吴冠中在香港《明报周刊》就中国美术界孤立地评论笔墨、舍本求末的现象宣布了一篇标题为《笔墨等于零》的文章,大胆提出“脱离了具体画面、孤立的品评笔墨;没有表达情感、不能打动人的笔墨,其代价等于零”的论断,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论战。

　　2008年1月10日,吴冠中对大学美术教育、中国文联、美协、画院存在的种种弊端又进行了凶猛的抨击。这些言论和看法,再次在中国文化界引起轩然大波。

　　“如果没有鲁迅,我根本就不会从事艺术;没有鲁迅,根本就不会有明天的吴冠中!”

　　现在,吴冠中平静地走了,在医院的病床上,他让儿子吴可雨转告那些他来不及说再见的朋友和读者:“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